【一九六八年 】
196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３月 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并且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２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加以“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同时，改组军委办事组，增加了黄永胜、李作鹏等人，使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一步篡夺军权的一个重大步骤。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
３月１８日 江青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会议上提出：“去年冬天以来，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各地群众组织派性复发，一些省、市的“大联合”被瓦解，内战再起。各地造反派还以《红旗》杂志提出的“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为依据，重拉队伍，再立山头，大搞武斗。许多地区的派性斗争发展到有预谋地制造一连串大规模破坏活动。
４月１６日 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毛泽东在声明中指出：“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
５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整错了一大批人。
７月３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提出六条措施，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２４日，中央再次颁发布告，作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７月２１日 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指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
同日 江青、康生制造了一个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名单，把71%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诬指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８月２３日，康生等指使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六十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三十七人，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２７日，康生等指使中组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经康生修改审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15名中的60人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59名中的74人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７月２７日 北京六十多个工厂，组成三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截至８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各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９月５日 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经历了二十个月的“夺权斗争”，给各方面工作带来严重损失。仅从社会总产值的指数看，１９６７年比上年下降9.9%，１９６８年比上年再降4.7%。
９月７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９月１６日 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报送了三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２９日，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１０月５日 《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
１０月１３日－３１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总数的70%。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还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与会的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定拒不表示同意。林彪、江青一伙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未能得逞。全会还通过了准备召开九大的几个文件。
１０月１６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号召批判所谓刘少奇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这场“革命大批判”的许多文章是林彪、江青等人组织、授意写成的。他们采用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的办法，以“左”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的思想，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１２月２２日 《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一千六百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一百亿元。
１２月２９日 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大桥铁路桥全长6700多米，公路桥全长4500多米。这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一座桥梁。很多党和非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不顾“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仍然坚定地从事国家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代表了他们的突出成就。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2213亿元，比上年下降4.2％。其中工业总产值1285亿元，比上年下降5％；农业总产值928亿元，比上年下降2.5％。（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09亿吨，比上年减少876万吨；棉花，235.4万吨，与上年持平；钢，904万吨，比上年减少125万吨；原煤，2.2亿吨，比上年增加1400万吨；原油，1599万吨，比上年增加211万吨；发电量，716亿度，比上年减少58亿度。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13.06亿元，比上年减少27.11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37.3亿元，比上年减少33.2亿元。国家财政收入361.3亿元，总支出359.8亿元，结余1.5亿元。
【一九六九年】
３月 苏联军队四次侵入我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我国外交部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左”的估计。１５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３月初－１０月中旬 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布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举行二十多次讨论会，向中央呈递了四份报告，对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态势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就外交方针问题向中央提出重要建议。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为中央调整外交战略、作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４月１日－２４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党员约2200万人。林彪作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这个报告用歪曲事实的叙述，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报告第一次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解释，砍掉了党员的权利，还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九大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79人，其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53人，不到九届中委总数的五分之一。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不少亲信和追随者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们一伙因此掌握了更多的权力，但他们还不可能把他们所反对的人全部从中央排除出去。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
４月２８日 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九大后，“文化大革命”即进入“斗、批、改”阶段。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６月间 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并声称“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１９６９年的国防战备费比上年猛增34%，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又继续递增15%和16%还多。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１年这三年，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中占的比重平均高达11%，超过１９６８年不到9%的比重，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８月２７日 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以加强人民防空工作。在各级防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
９月１１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会见了参加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葬礼“途经”北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同意中苏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避免武装冲突。１０月２０日，中苏副外长在北京重开边界谈判，自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之间极度紧张的关系有所缓和。
１０月１４日 中共中央通知紧急疏散在京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立即开始加强战备，通知要求：１０月２０日以前在京的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直到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被疏散的这些老同志才先后回到北京。
１０月１７日 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其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次日，吴法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私自交给了林立果。
同日 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１８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１０月２６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销或合并。到１９７１年，全国原有的434所高等院校，保留继续办的还有３２８所。
１１月１２日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由于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
１１月３０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因受诬陷迫害，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2613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其中，工业总产值1665亿元，比上年增长34.3％；农业总产值948亿元，比上年增长1.1％（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在工业中，轻工业增长25.2％，重工业增长43.9％。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1097亿吨，比上年增长0.9％；棉花207.9万吨，比上年下降11.9％；钢，1333万吨，比上年增长47.5％；原煤，2.66亿吨，比上年增长20.9％；原油，2174万吨，比上年增长36％；发电量，940亿度，比上年增长31.3％。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完成200.83亿元，比上年猛增77.6％；新增固定资产106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52.7％，是投资效果最差的年份之一。全民所有制企业年底职工总数（包括计划外用工)比上年增加165万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01.5亿元，比上年增长8.7％。进出口贸易107亿元（折合40.3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财政收入526.8亿元，增加165.5亿元；财政支出525.9亿元，增加166.1亿元，收支相抵，收大于支9000万元。
【一九七〇年】
１月３１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２月５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此后，全国开展以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再次酿成大量冤假错案。
２月１５日－３月２１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定了１９７０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会议规定：１９７０年比１９６９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7%；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6%。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军工和为军工配套的项目。会议还规定，１９７５年要达到：粮食6000亿到6500亿斤；钢3500万吨到4000万吨；煤4亿到4.3亿万吨等。为了强求达到这些显然过高的指标造成新的冒进，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损失。
３月５日 国务院拟定《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要求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少数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极少数的大型或骨干企业，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为主。下放工作要求于１９７０年内进行完毕。除鞍山钢铁公司于１９６９年已下放给辽宁省外，在很短的时间内，包括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制造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在内到2600多个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和建设单位，都下放给各自所在的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甚至又层层下放到专区、市、县。这样过多过猛地下放大量骨干企业，打乱了原有的协作关系，使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难以维持，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益。
３月１７日－２０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４月１１日，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在此前后的半年内，毛泽东六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但是，林彪却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５月中旬，他同吴法宪谈话时仍然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７月间，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３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１９６７年８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对此，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９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提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１９６８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捣乱和破坏，清查“五一六”集团的斗争不仅严重扩大化，而且演变成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４月２４日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４月２８日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级领导人会议。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且把这种支持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５月２０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６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在教学中，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所谓“改革”不仅在大学中，而且在中学中造成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的后果。
８月２３日－９月６日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谋，由林彪在全会开幕会议上发表称赞毛泽东的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的讲话，随后在小组会上，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这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陈伯达抢先作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这个发言记入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从而引起一场混乱。２５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３１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
８月２５日－１０月５日 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当时的情况下，会议不能不继续宣传和推广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路线斗争的经验，但其主要倾向却是针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动乱对农村工作造成的破坏，系统而又明确地重申“农业六十条”等一系列曾被批判和废弃的农村政策，提出加快农业生产的任务和具体要求。这次会议初步扭转了当时农村工作中的混乱状态，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１１月６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担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以后，康生称病不出，李德生调沈阳，中央组织宣传大权落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１１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中央作出部署，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１２月１８日 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在谈话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建议让美国人左、中、右派都来华，他还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１２月２２日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会上宣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１９７１年１月下旬华北会议结束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１２月２５日 周恩来提议并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兴建长江的第一个巨大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313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其中，工业总产值2080亿元，比上年增长30.7％；农业总产值1058亿元，比上年增长11.5％（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3996亿吨，比上年增长13.7％；棉花，227.7万吨，比上年增长9.5％；油料，377.2万吨；钢，1779万吨，比上年增长33.5％；原煤，3.54亿吨，比上年增长33％；原油，3065万吨，比上年增长41％；发电量，1159亿度，比上年增长23.3％；纱205.2万吨，比上年增加24.7万吨；铁路货运量68132万吨，比上年增加1.4765亿吨；基本建设总投资额312.55亿元，比上年增加111.72亿元；建成投产项目235个；新增固定资产204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58亿元，比上年增长7％。进出口贸易总额112.9亿元，比上年增加5.9亿元；国家财政收入662.9亿元，比上年增加136.1亿元；财政支出649.4亿元，比上年增加123.5亿元；收大于支13.5亿元。
【一九七一年 】
３月２２日 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５７１工程”纪要》，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
４月１４日 周恩来总理会见应邀来访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发表重要讲话。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来访，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这一举措大大推动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进程。
４月１５日－７月３１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这次会议作出的“两个估计”和提出的许多“左”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严重压抑。
５月２６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美预备性秘密会谈的问题，就处理中美关系特别是关键的台湾问题以及印度支那等问题提出了八条原则。会后，政治局把讨论情况写成报告，毛泽东审批了这个报告。
７月９日－１１日 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会谈。１６日发表公告说，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１９７２年５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７月８日 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要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区外，各级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高达26.1‰和28.5‰。报告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争取到１９７５年一般城市降到10‰，农村降到15‰以下。
８月中旬－９月１２日 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毛泽东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指出：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９月５日 林彪、叶群从他们的党羽的密报中获悉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内容，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８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毛泽东由于事先对林彪的反常活动有所觉察，他于１１日机警地乘坐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林彪集团妄图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１２日，林彪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并将一架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等使用。当天下午，毛泽东平安抵达北京。当晚，周恩来根据有关方面的报告，追查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眼见阴谋败露，于１３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毛泽东支持下，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１０月３日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
１０月２５日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１１月１４日 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
１２月１１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供党内外讨论。以后，又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１２月１６日－翌年２月１２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计划会议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空头政治”，解决他们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会前，周恩来在１２月５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在企业的管理上，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七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七项指标。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极为不满，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否定了这份文件。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发现了由于“１９７０年大膨胀”所造成的“三个突破”问题，他在会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五千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三百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八百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１２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3482亿元，比上年增长12.2％。其中，工业总产值2375亿元，比上年增长14.9％；农业总产值1107亿元，比上年增长3.1％（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5014亿吨，比上年增长4.2％；棉花210.5万吨，比上年下降7.6％；油料411.3万吨，比上年增长9％；钢，2132万吨，比上年增长19.8％；原煤，3.92亿吨，比上年增长10.7％；原油，3941万吨，比上年增长28.6％；发电量，1384亿度，比上年增长19.4％。基建投资总额340.84亿元，比上年增长9.1％。铁路货运量76471万吨，比上年增长11.8％。进出口贸易总额120.9亿元，比上年增长7.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29.2亿元，比上年增长8.38％。国家财政总收入744.7亿元，总支出732.2亿元，结余12.5亿元。1971年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出现“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
【一九七二年】
１月６日 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10日，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参加追悼会。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追悼会前，毛泽东在与陈毅亲属的谈话中，也对陈毅的一生作出肯定评价。他还提出：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即示意陈毅亲属将毛泽东的意思传出去。
２月５日 周恩来批示同意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并报毛泽东批准。国家计委的报告根据当时我国石油产量迅速增长，以及人民生活、工农业生产和出口援外工作的需要，决定进口化肥、化纤成套设备八套。以后，国家计委进一步提出从国外进口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引进方案（即43亿美元引进方案），扩大了对外经济交流，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状态。
２月２１日－２８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２８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二十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３月１３日 中国和英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从即日起将双方派驻对方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英国决定自本日起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４月９日 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广东省党、政、军负责人和参加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部门、单位的代表，就出口产品质量等问题讲话。他在讲话中，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来的恶劣影响，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
４月２４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遭受打击迫害的事实，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和以教育为主的方针。并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５月４日 新华社报道：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４卷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５月２１日－６月２３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这次会议批判了林彪集团，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他们的面目。但是，未能认真吸取教训，清理极左思潮。会议期间，周恩来在６月２３日的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１９３２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
７月１４日 周恩来会见正在中国参观、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全体成员。在谈话中，他提出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加强国内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同时，再次称赞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意见，并要求参加陪见的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同年１０月６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的文章，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张春桥、姚文元却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恶意攻击这篇文章，并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
８月１日 国防部为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叶剑英发表讲话。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
８月３日 在江西下放劳动的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批判林彪集团叛党叛国。１４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批示：“他(指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１５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活动。
８月１９日 国家计委将《关于当前国民经济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这个报告认为，当前国民经济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基建战线长了，设备、材料、投资跟不上，出现许多问题。二是职工人数增加多了，消费品供应跟不上。《报告》提出：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要积极增加生产，抓好农业和基础工业，特别是原材料工业；另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严格控制职工人数。
８月２１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中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少数军队转业干部留在地方工作。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武汉钢铁公司建设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的一米七轧机，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引进项目之一，具有70年代先进水平。连铸和冷轧设备是从联邦德国引进，热轧和硅钢片设备是从日本引进。工程从１９７５年６月正式施工，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基本建成。
９月２５日－２９日 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２７日，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２９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１０月１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这篇社论表达了周恩来恢复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意图。
１０月１４日 《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８、９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这是１９６７年２月以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是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和“右倾回潮”。１０月２７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
１２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１１月２４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１２月 毛泽东根据被拘押干部的家属反映的情况，批评监狱实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１８日，周恩来指示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并要他们当着在押“犯人”的面，公开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行为，“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容许“犯人”控诉。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3640亿元，比上年增长4.5%。其中，工业总产值2517亿元，比上年增长6.6％；农业总产值1123亿元，比上年下降0.18％（以上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4048亿吨，比上年下降3.9％；棉花，195.8万吨，比上年下降7％；油料，411.8万吨，比上年增长0.12％；钢，2338万吨，比上年增长9.7％；原煤，4.1亿吨，比上年增长4.6％；原油，4567万吨，比上年增长15.9％；发电量1524亿度，比上年增长10.1％。基建投资总额327.98亿元，比上年下降3.7％。铁路货运量80873万吨，比上年增长5.6％。进出口贸易总额146.9亿元，比上年增长21.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023.3亿元，比上年增长10％。国家财政总收入766.6亿元，总支出766.4亿元，结余2000万元。
【一九七三年 】
１月１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指出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并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
１月７日－３月３０日 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揭露和批判林彪一伙破坏国家计划的罪行，研究解决“三个突破”问题的具体措施。根据１９７２年初周恩来对“三个突破”问题的意见，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交这次会议讨论。２月１６日，周恩来在听取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时，指出：“鉴于１９７０年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今年要“经常检查”。“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他还强调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并批评了不说老实话等不正之风。这个文件草稿从纠正生产建设上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出发，规定了十条不得违反的纪律。在讨论这个文件时，张春桥置28个省、市、自治区的赞成意见于不顾，却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他强令把文件收回。这个文件虽然没有发出，但它的精神通过讨论和代表们回去传达，对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３月８日 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的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等对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被错误批斗或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
３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４月１２日，邓小平出席周恩来举行的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从柬埔寨解放区回到北京的招待会，在国务活动中公开露面。
５月２０日－３１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是为召开党的十大作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名老干部；又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会议还决定由张春桥等负责中央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同年７月，由张春桥等起草的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修改党章报告（草稿）、党章（草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由毛泽东审阅，批示“原则同意”。
６月１０日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其子上山下乡后生活上遇到困难。毛泽东于４月２５日给李庆霖复信，寄去３００元，并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中央政治局几次听取有关汇报，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国务院于６、７月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８月４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７月４日 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时，批评了外交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在谈到批孔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８月５日－２０日 在周恩来指导下，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研究了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这是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
８月１０日 《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７月１９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的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编者按语，提出“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四人帮”集团利用这封信，制造了一场“白卷英雄”的政治闹剧。继《人民日报》之后，各地报刊均加以转载，并就恢复高考制度问题发表文章、评论，指责高校招生中进行文化考试是“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８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８月２４日－２８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249名，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选举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一些久经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并且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８月２６日 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一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
８月３０日 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江青一伙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
１０月 江青等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活动”，声称要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下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他们指令这两个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
１１月２５日 毛泽东在一封批评江青的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来信署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信的内容是批评江青“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等。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吹捧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都是不恰当的。
１２月１２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提议邓小平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和总参谋长。２１日，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他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毛泽东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２２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同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提议，发出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3967亿元，比上年增长9.2％。其中，工业总产值2741亿元，比上年增长9.5％；农业总产值1226亿元，比上年增长8.4％（以上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6494亿吨，比上年增长10.2％；棉花，256.2万吨，比上年增长30.8％；油料，418.6万吨，比上年增长1.7％；钢，2522万吨，比上年增长7.9％；原煤，4.17亿吨，比上年增长1.7％；原油，5361万吨，比上年增长17.4％；发电量，1668亿度，比上年增长9.4％。基建投资总额338.1亿元，比上年增长3.1％。铁路货运量83111万吨，比上年增长4.3％。进出口贸易总额220.5亿元，比上年增长3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106.7亿元，比上年增长8.2％。国家财政总收入809.7亿元，总支出809.3亿元，结余0.4亿元。
【一九七四年】
１月１８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语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２４日和２５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演说，鼓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不指名的攻击。江青在大会前后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派亲信到某部防化连送材料，煽风点火，妄图搞乱部队。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这一时期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的写作班子写的反动文章，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吹捧“女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反周组阁的阴谋制造舆论。
１月１９日 我西沙群岛军民，对连日来侵犯我领海、领空，强占我岛屿，打死打伤我渔民的南越伪军，进行了胜利的自卫还击,捍卫了领土主权。
１月３１日 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通报》，把一个女学生因未答完考卷而自杀，作为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全国各地区组织广大教师检查、“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表现，对一批教育工作者展开了批判。
２月１５日 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针对江青等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人准备在全国播放的１月２５日大会的录音带。
２月２２日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４月６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10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
２月２８日 《人民日报》刊登《评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把《三上桃峰》说成是“为刘少奇招魂”，“文艺黑线回潮”，鼓噪“击退”所谓“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
４月１０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原“三支两军”人员，不再回支左单位参加运动；各级党委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
５月１５日 我国宣布在华北东部天津附近的滨海地区建起一个新油田——大港油田。
６月１４日 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在的儒”。随后，江青去天津，她在一次谈话中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江青还指使亲信读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此后，又掀起一阵所谓“评法批儒”的浪潮。
６月１８日 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和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煤炭比上年同期下降6.2%，铁路运输量比上年同期下降2.5%，钢比上年同期下降9.4%，化肥比上年同期下降3.7%。７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
７月１７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７月１９日 国务院文化组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接着，报刊发表大量批判文章，把宣传教师应作“园丁”，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对湘剧《园丁之歌》展开批判。
９月２９日 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原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平反，恢复名誉（贺龙遭受迫害，已于１９６９年６月９日在北京含冤逝世）。
同日 我国宣布山东渤海湾地区建起一个新的大油田——胜利油田。
１０月４日 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对此非常不满，在１７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们利用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远洋货轮“风庆”号试航成功一事，攻击国务院、交通部购买一批外轮增强运输力量的决定为“崇洋媚外”，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邓小平同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斗争。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行密谋。次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状，造谣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味道”，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实现由他们组阁的阴谋。王洪文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１０月１１日 中共中央为在最近期间召开四届人大发出通知。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１０月２０日 毛泽东派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１１月１２日，毛泽东在对江青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指出江青有“组阁”的野心，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同日 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１２月２６日，他又对周恩来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他还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１２月２３日－２７日 毛泽东多次同飞赴长沙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毛泽东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谈到十届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建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提出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建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毛泽东还提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与周恩来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安排交换了意见，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4007亿元，仅比上年增长1.4％。其中，工业总产值2730亿元，仅比上年增长0.3％；农业总产值1277亿元，比上年增长4.2％（以上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7527亿吨，比上年增长3.9％；棉花，246.1万吨，比上年下降3.9％；油料，441.4万吨，比上年增长5.4％；钢，2112万吨，比上年下降16.3％；原煤，4.13亿吨，比上年下降0.96％；原油，6485万吨，比上年增长21％；发电量，1688亿度，比上年增长0.2％。基建投资总额347.71亿元，比上年增长2.8％。铁路货运量78772万吨，比上年下降3.2％。进出口贸易总额292.2亿元，比上年增长32.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163.6亿元，比上年增长5.1％。国家财政总收入783.1亿元，总支出790.8亿元，赤字7.7亿元。
